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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古话里的毒鸡汤


编辑:情感挽回公司 发表于:2019-11-06 11:56 阅读量:

“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古话里的毒鸡汤害过多少人

  最近,朋友们不约而同给我推荐两部片子,还建议我值得写一写,日剧《坡道上的家》和美剧《致命女人》。也许是不可回避地步入了中年,我身边才会有这么多男女对反映家庭问题的作品产生共鸣,他们希望借由我的笔杆子为他们心底的情绪发声,尤其是囿于世俗观念三缄其口的人。

  一部日剧一部美剧本无可比性,画风也南辕北辙,巧合的是两个导演都选定主妇这个特殊的视角,来窥探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

  《坡道上的家》虽片名平淡无奇,实则惊悚无比,反倒《致命女人》是一部诙谐喜剧。讽刺的是,不同国家有关家庭的影视作品都涉及犯罪题材,冥冥之中灵验了中国的一句谶语: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爱”是无国界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坠入爱河,不足为奇,可“家庭”这个东西却受到文化、种族、宗教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同为主妇视角的剧情片,产于日本的《坡道上的家》和产于美国的《致命女人》才会天差地别。

  很多人调侃,日本人把我国产后女性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拍成了他们国家的电视剧,其实不然,准确说《坡道上的家》剖析的是整个东亚文化圈存在的家庭伦理问题。

  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基本要素是以汉字为媒介,深受儒家思想、以中国律法为蓝本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中国化的佛教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规矩、各司其职。

  专心在家育儿的主妇为带好女儿不辞辛劳,正当她焦头烂额之时,没想到竟被选为候补的国民参审员,即使是候补,也得每天出席。她一心想兼顾工作和家庭,以此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她小心翼翼地胜任着母亲、妻子、媳妇、邻居、参审员等等角色,力求得到每个人的认可。

  东亚文化里个人价值需要社会承认,所以她无法拒绝出任参审员这一国民义务;东亚文化里人与人讲究一个“礼”字,所以她在邻居面前撒谎,掩饰自己的育儿疲倦;东亚文化里注重“修身、齐家”,所以当丈夫与婆婆给予精神压力,她第一反应就是内化自纠,久而久之被这种亲密关系中暗藏的冷暴力挟持。

  最终,她做到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的教诲,却不得不面对婚姻的支离破碎。

  同样是面对婚姻破碎亟待反抗,《致命女人》所代表的西方思想下的女性选择“弑夫”,而《坡道上的家》所代表的东亚思想下的女性,只能对比自己更弱势的群体孩子下毒手。

  事实上,日本编剧还是借由觉醒的女主角之口,对专制夫权给到一番合理化的解读:“贬低、伤害、控制对方,以求把对方圈在自己身边,有些人只会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如果丈夫用专横来表达对妻子的爱,也会照搬对待孩子。一旦“夫权”升级成“父权”,母亲这个受害者反过来就会成为帮凶。

  日剧《坡道上的家》里“弑儿”的母亲坦言曾受到过来自生母的压力,因为从小到大按照生母的标准自己始终都是一个不合格的人。这话在控方公诉人听来,不过是最稀松平常的关切,是敏感者对生母的误读。

  敢于大逆不道地捅破这层纸,何止日剧《坡道上的家》的编剧,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就曾出版过《为何家会伤人》一书,他的先锋言论长期以来在业界褒贬不一。

  按照武教授的说法,根本不存在“父母天生爱子女”,很多孩子是父母没有做好身心准备就带来这个世界的,更多人从未学习过如何胜任为人父、为人母,往往弱小的孩子会沦为不成熟父母情绪的发泄处、为达目的的手段、人生的代偿品、依附共生的拐棍。

  武志红的观点是与几千年来儒家思想渗透的东亚文化所悖离的,但从日本编剧的犀利洞察中又可见一斑。

  《坡道上的家》的女主角从小生活在母亲打压的阴影下,做什么都会遭到否定,以至于令她丧失自信。她之所以找到后来的丈夫,皆因对方看起来温暖纯良,是在阳光正直家庭长大的男子,她想依仗婚姻来弥补自己的人生缺失。

  她先斩后奏,是不想自己“第二次投胎”又遭到生母的否决,这种恐惧以至婚后困难也开不了口求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何尝不是又一句来自生母的教诲。

  但是女主角没有想到,她决定托付一生的男人竟然和生母一样会对自己施加精神暴力,已经说不清是她逆来顺受的性格把丈夫“惯”成了这样,还是丈夫和生母本就是一种人,是心生奴性的女主角潜意识的选择。

  在东亚文化为背景的《坡道上的家》里,女主角从小就勤奋好学,还考上了大城市的大学,与其说是实现理想,不如说是逆天改命,要摆脱生母所代表的父权原生家庭。

  但在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致命女人》中则不同,三个不同年代的女性“弑夫”看似反叛,实则在维护传统。

  在196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贝丝·安需要处理的是丈夫和年轻的女服务生出轨了,应该如何挽救婚姻;而在198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西蒙尼则要面对结婚十年的丈夫其实是同性恋的事实,她在生气之余与邻居家的18岁少年偷情直至公开;到了2019年,女律师泰勒则要面临更复杂的问题,她是双性恋,且是家庭中收入高的一方,可是在一段开放性关系中,她应该如何平衡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60年代故事的女主角从小就爱玩过家家,抱着布娃娃幻想做一个母亲,婚后她如愿当上了全职太太;1980年代故事的女主角从小就沉浸在纸醉金迷里,她想长大后当个电影明星,后来她如愿成为养尊处优的名媛;2019年代故事的女主角从小就像个男孩一样正义凛然,一心要做超级英雄,长大后她如愿当上锄强扶弱的大律师。

  美剧《致命女人》故事里的女性都依着从小的理想长大,当自己理想中的婚姻出现裂痕,她们不约而同选择铲除障碍,寻求解决或者解脱。尤其是1980年代故事的女主角西蒙尼,她不仅有过三段婚史,还不顾世俗寻求真爱,展现受西方教育的女性始终围绕“自我”,相较于东亚女性来说更独立、更特立独行。

  反观《坡道上的家》,女主角的婚后生活犹如上坡的路,而家按在半坡,想要立足,费劲力气。唯有成立自己的家庭,她才能名正言顺地脱离生母的控制,可惜婚姻中她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遭夫权钳制。

  被东亚文化教化的女性,用婚姻证明给生母看自己已出人头地,接着用育儿证明给丈夫与婆婆看自己是贤妻良母,再用委曲求全证明给孩子看家庭完整……往往她们的决心来自于受到的阻力,不随个人意愿,毫无自我可言,一心只求逆天改命,怕是一步错步步错。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扩散中心,所以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但心理学家武志红曾大胆提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都是在找妈。

  无论是从小传唱的歌儿《小蝌蚪找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还是影视作品里对于母爱的强化,哪怕是历史典故亦是如此。

  岳飞的母亲家喻户晓,是古代四大贤母之一,教子精忠报国,却鲜有人知岳飞的父亲是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其实岳飞的父亲叫岳和,是当地的富户,为人忠厚,重义气,即使节衣缩食,也要济人之困,深得乡人爱戴。

  从岳飞留下来的书法及文章,能看出他必定受过一连串扎实的教育,后拜武术大师周侗为师,岳飞允文允武的才华,可说是其父从旁支持、鼓励的结果。

  岳飞19岁那年,宋国和辽国大战,其父眼见宋朝国力积弱不振,外患频仍,曾慨然劝勉儿子将来要做个为国尽忠、为国捐驱的忠臣良将。直到岳飞22岁父亲才去世,那时岳飞已经在战场上闯下名头了。

  这样一个大德大义的父亲,却在口口相传的版本里被“谋杀”了,只有岳母在岳飞背后刺下“精忠报国”几个字被后人传为佳话。

  过往中国传统文化里存在这样巨大的矛盾:一边严重的重男轻女,另一边严重的美化母亲。而重男轻女的习俗里头,最受委屈的是女儿和媳妇,一旦“媳妇熬成婆”,便又有了权力和地位。

  东亚文化里母亲的意象是十分有趣,通常我们想到祖国、大河一定是母性的,所以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母亲河”等等拟人的说法。

  西方人形容祖国,很多时候会说father land(父地);在他们的宗教里,神父是上帝的代言人,对其的称呼与对生父一致,即father(父亲),而圣母是耶稣的生母,但圣母一词在英语里却和“母亲”没有半点关系。

  就连希腊神话里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也被作者索福克勒斯定下悲剧论调: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强调天命不可违,弱化了伦常乖舛。

  后来,佛洛伊德把人成长过程中亲母反父的复合情结,称为俄狄浦斯情结,所以欧美文化中总是能看到儿子与父亲的权力争斗,通常以“弑父”告捷。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弑父”象征的是推翻权威,因此他们更具有创新精神。东亚文化讲究的是自上而下的服从,所以“一辈子只为做好一件事”的日本匠人精神才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日剧《坡道上的家》里的多位女性,在无法胜任某件事的时候,身边人总会用“别人都可以”、“别人都这样”来打消她们反抗的念头,皆因“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出自19世纪男性对女性的评价,被这个时代的人误读了。

  这里的“西儒姚哥氏”便是法国作家雨果,他在《九三年》中写到:“Women are weak ,but mothers are strong.”从某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女性身体柔弱,但成为母亲之后,由于天性的母爱,能发挥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

  要知道那是父权时代的女性,扮演可有可无的配饰角色,唯有“生育价值”令她们在男性眼中变得起眼。所以“弱”与“刚”的形容,恰如其分地体现“母凭子贵”四个字的分量。

  时至今日,是谁依然在这样歌颂母亲,教化着肉体凡胎者太卑微太脆弱,哪配成为母亲?是谁让“母亲”成了一个苦情文化的图腾?是谁用肤浅的赞美声为女性佩戴上枷锁?

  美剧《致命女人》里三个受西方文化教育长大的女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有各的命运。其中1980年代故事的女主角西蒙尼是一名华裔,父母对她的管教掺杂了典型的东亚文化价值观。

  西蒙尼有过三段婚姻,用她的话说,第一任丈夫喜欢酒胜于她,第二任丈夫喜欢可卡因胜于她,第三任丈夫喜欢男人胜于她。

  西蒙尼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但没有人爱,又能有多棒。这话无疑是东亚文化里个体寻求他人认同的表现。

  有次西蒙尼向她的忘年恋小情人袒露身世,自己并非生来富有,当年父母移民来美国是靠开洗衣店为生的,十二岁那年她偷偷将客户绸缎做的床单带回家,想感受一下睡在上面是什么滋味。母亲发现后非常生气,当时凌晨两点,母亲勒令西蒙尼把床单洗了并熨烫好,随即全拿走。

  母亲对她说,如果你想睡在昂贵的床单上,那就仔细挑选你要和谁睡。母亲的话潜移默化驱使少女拜金。“嫁个有钱人”,西蒙尼听了母亲两回,直到遇到第三任丈夫她才想为了爱情而结婚,可惜第三任丈夫性取向公开后,她原本美满的婚姻旋即戛然而止。

  三次婚姻失败,两次错信了母亲,但从西蒙尼的口气里听不出她对生母或对前夫们的记恨,皆因男欢女爱是伦常之事,在1980年的美国文化里可以被大众接受,反之,即便摆在当今2019年任意一个东亚国家,都难保不遭人唾弃。

  如果人在成年以后可以初始化人生,世上也许会少了很多悲剧。事实上我们不可规避地携带着原生家庭留给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成见,这种成见甚至早于我们的亲身体验。

  比如说《致命女人》里的西蒙尼,父母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举家移民到美国,置身物欲横飞的花花世界,无怪年幼的西蒙尼也会对金钱着迷。母亲将自己的价值观口授心传,结果葬送了女儿两段婚姻。

  当年响应国家号召,他光荣地成为插队落户的知青。后“顶替”母亲工作进入工厂,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人。

  很快就因工作出色,被委以重任。自认为在厂里站稳脚跟的他,要母亲回忆厂子里曾有过节的人,大有报仇雪恨之势。没想到母亲却连忙摆手:“你是你,我是我,别人对我怎么样是因为我的一言一行所致,不应成为你对人的成见。”

  不谈经验,杜绝成见,这是何其伟大的母亲!事实上缺少母亲提点,年轻气盛的他待人接物方面,后来在厂子里多走了不少“弯路”,却练就干大事的性格。

  人无意中都受到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成为自己的行为,好比日剧《坡道中的家》女主角最后才大悟,自己找的丈夫和生母竟然是同一种善于实施精神暴力的人,生活里更多人在碌碌无为、怨声载道中无从觉醒,他们能做到的顶多是同阻力对抗,五脊六兽。

  剧中丈夫给妻子灌输,一个与自己生母处不好的人,难成好妈妈,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一个好妈妈是何种模样。

  此话并非空穴来风,但一旦成年、脱离原生家庭之后,不自我反省与打破重塑,才导致没过好的一生,也要怪罪于上一代人吗?

  父母不过是告诉我们他们眼中的生活,我们可以拒绝照搬,也可以靠自己的经历重新定义生活该有的样子。《瞎子摸象》、《小马过河》的道理小时候就听过,可是很少有人懂得用在自己价值观的塑造上,总是听信过来人之言。

  其实要剔除成见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已经融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因此勇于跳出自己舒适圈的人尤其值得敬佩,用经历去修正自我对一切的认知,从不轻易对事情下定义。

  “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中国版蝴蝶效应,当你还在将境遇归因于原生家庭的不完满,已经来到了组建一个新原生家庭的年纪。为了不让下一代恨我们,或许我们这代人就应该学着,如何放下对父母之过的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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